戊戌变法的内容（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戊戌变法的内容(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康最失败的政策设计是对外事务:发行纸币，借洋款，可谓失算；“以教为教”，英国和日本，可谓大错特错；“借才”和“联手”是荒谬的。至于科举和学校，这是他们的特长，清廷采纳了。至于政经部门的设立和专利法，清廷交给了职业官僚。至于财政和外交方面的建议，清廷根本没有采纳。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编时的《变法通议》，阐述了源于康的政治思想和政策设计，细化了科举和教育的内容，但仍未摆脱“士议国事”的“感染力强，可行性差”的普遍弱点。

中国传统学者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学者讨论国家大事不切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造就了像康和梁这样的英雄式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世界。这些文化英雄想法奇特，认为自己有过人的决策能力。而那个时代的政治体系还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基于研究的决策机制，他们作为新科学家和时事专家来指导这场运动已经是勉为其难了。英雄有很多不同的路径，但大道难行。

政变使变法流产，但即使没有慈禧太后发动的八月六日政变，以康派微弱的政治力量和康无法落地的变法方案，似乎也走不远。

1898年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并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反思，“康南海的人品如何？我觉得叫政治家比叫教育家好；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是实干家。”讲的是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

康有为和梁启超

学者:思想的背景

一直以来，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都被视为一个政治历史事件，而这一事件背后的思想动机却鲜有探究。《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开篇就提出了一个思想史的命题:在当时“中学”和“西学”的背景下，康梁思想的主要背景是什么？他们“西学”的内容是什么？再者，从康的基本中国学术思想到一些西方式的政治思想，再到看起来很西方化的政策设计，这样一种“迂回”的思想转变，又该如何理解和解释呢？这种从政治史到思想史的转向，毛海建自称是“脱鞋涉河”。

种种迹象表明，康不仅是一个满足于学业的学者，还是一个有志于政治的剑客。他的政治意图一直被包裹在他的学术外衣里。原来他们定下了“立教”之路。康梁的政策从保中不保清，转向伪君权，因为他们逼近了当时中国的权力中心。在康早期的著作《康子内外》中，可以看出他对君主权力的高度重视。先生发现康和梁要搞革命。1897年秋，康与梁在上海相遇，梁去湖南宣传革命，康去北京见机行事。后来，当康有机会接近光绪时，他不得不利用皇帝的至高无上来进行政治改革。毛海建私下评价黄先生的学识，说“他很会思考，但略逊于证据”，他不一定认同，但也承认。

康有为二十一岁，光绪四岁，还是小镇作家的康经历了一段身体的疯狂。后来，在他自编的编年史中，他以令人震惊的笔调写道:“当你静坐时，你突然看到天地万物都是你的一员，你发出耀眼的光芒。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圣人，你会高兴地笑，但你会无聊地哭。”这次灵异事件对他一生的思想和性格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康很有才华。他是一个思想复杂的人。在执掌万木草堂期间，他已经对《春秋三家》中的拓跋变法有了复杂的思想体系，并试图寻找机会将拓跋变法的哲学运用到现实政治中。他认为历史是被创造的。历史是作家为了自身合法性的需要而创造的。

一些研究者误认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基础是他早期的两部理论著作《新学考论》和《孔子变法考论》。毛海建梳理了康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轨迹，提出“伪经新学”和“改孔”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结论。康当时的思想结论是“大同三论”。用康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孔子创造的普遍理论，藏在经典和口头禅里，最后被康发现。这一理论规定了人类历史的大方向——从太平盛世走向太平盛世，太平盛世终将是世界大同。

根据大同三世的理论，康用中国经典解释西方议会:清朝处于一个君主的世界(太平小康)，但正在转向一个君主的世界。以后会进入一个民间的世界(和平大同)，一个有总统的世界(清朝灭亡)，最后会进入”。正如清朝转向“君民共治天下”之初，也是以君权推行政治改革的廉价方式。在康及其追随者的眼里，这是理论的最高境界。康梁对这一理论充满信心，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达尔文、赫胥黎和斯潘塞的著作。

把西方的东西、制度、精神与我国的历史、文明进行比较和解释，也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说明他们的思想背景还是以“中学”为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巨大分裂:他是一场旨在全盘西化的改革的指导者，但他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却没有那么西化。他最关心和熟悉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儒家经典和史学。经学一直是中国文人在帝王时代表达政治思想和愿望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梁的表达也是传统的。这是当时变法领导人的知识水平和实际精神状态:当时的人把他们看成是“外向内向”(叶德辉方言)，实际上他们是“外向内向”。从建构策略来看，他们大多是“外向、外向”，但从他们的思想背景来看，他们是“内向”的。

康和梁当时并不了解文艺复兴后西方思想的变化，对西方历史和现实有许多误解和曲解。从表面上看，这次政治改革是一次西化的政治改革，但其核心却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康在自编年谱中多次声称自己长期受“西学”影响，但这是由于他一贯的自我张扬的气质所致。从康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中毛海建的成分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他对”西学”的认识多来源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来华传教士和首都会馆翻译的西文书籍，加上《万国公报》等报刊，以”声光电”为主。这就是为什么康采恩大声疾呼，说议院、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与君主相对)和官员的公共行动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几何公理”。都说“学政治最美的人是我的六经”。他们陷入了这样一个“自信”的怪圈:一个国家的强大，取决于与这些“经义”的关系:“凡泰西强，我经义强，中国弱，皆逆经义。”

这种完全以西化为目的的政治变革的倡导者，一再声称，你们西方做得好的，都是“合我之义者”或“用我之义者”。中国的政治学只需要模仿古代经典，没有必要向西方学习。——“我对中国古代法律和经典的统治就够了，并不是取自太西。”

克罗齐说，思想既不是对现实的模仿，也不是现实的容器，思想作为行动是积极的。这场维新运动中思想与行动的分裂，显示了中国近代史的悖论。

思想的法则，行动的肉体

阅读康有为的思想境界，也可以透露一点信息:在《桂林答学》中，康曾为桂林学子刊行三十三种书目，宣示他的“留学”与“留学”。

康说，“读书要分纲，第一义书，第二史，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官书，天文地理及外书，第六章言，第七涉猎。”

从中我们体会不到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思想变化，也感受不到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精髓。“洋书”被打入夹缝，与小学、官职、天文、地理同属于工具性。

是这一代“西政大师”、“西学大师”的学术背景。这些思想细节的还原，或许正好可以“去掉那些庄严的法律，给他一个有血有肉的世俗之身”。

梁启超的西学水平比康高，读的西洋书也比康多。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回顾了光绪年间一批“新学人”的“知识饥渴”:康、梁、谭三代人想建立一个“不中不西，即中体西用”的新学派，这是时代所不能接受的。究其原因，一是旧观念根深蒂固；其次，来自外界的新思想“渊源浅，易竭”，以至于“有限而有裂缝”。之后，就西方而言，他开始学习西方，而不是比较和解释中国的经典。

政变后，康梁在思想上渐行渐远，一意孤行。梁在民初更多地参与政党政治，袁世凯在称帝后参与发动了“护国之战”。进入民国后，康处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参与了张勋领导的复辟。康晚年游历海外，他的《大同书》不再是为一个政权或一个民族设计的，而是为全人类的前途设计的。然而，瞬息万变的世界使他对自己所指出的通往大同的必由之路的信心一点点下降，弟子们对他的信仰和崇敬也一点点下降。

对戊戌变法中康梁思想的三维探究，使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政治思想从来不仅仅是政治，还涉及到许多个人的、精神的、存在的、情感的、人生观的问题。明白思想在社会上“就像微血管里的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