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随着三星堆的持续“上新”，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再度惊艳了世界。但萦绕在人们心中的谜团却愈加扑朔迷离。

三星堆人到底什么来头？

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把最新的考古发掘主要成果做一个简单梳理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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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三星堆目前共发掘了8个祭祀坑（准确的说法是器物坑），除了1号、2号坑是早在1986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外，另外6个坑均为2021年以来最新发现和陆续发掘的。

经碳14测定，祭祀坑测年数据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之所以是一个时间区间，这是受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局限所致，往往会有上下数十年左右的误差，但时间框架归入商末周初是确定无疑的，并且，三星堆多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是一致的。

不过，祭祀坑的埋葬年代，并不代表三星堆文化和器物的铸造年代也是在殷商晚期。事实上，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脉络十分清晰，分别是宝墩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当于夏商时期）、十二桥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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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三星堆文化一期的时间上限不超过二里头文化二期（夏文化），这是因为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出土了二里头二期典型酒器—陶盉，陶盉在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着清晰的演变脉络，而在成都平原却是突然出现的，所以，陶盉必然是从中原传播到成都平原的。

据此，考古工作者才断定了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框架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即公元前1680年—公元前1610年）至西周初年。

换言之，在三星堆人将大量金、铜、象牙埋入器物坑之前，三星堆文明已经存在了近500年，与商王朝存续时长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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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论是6月14日成功提取出坑的龟背形网格状器，还是此前已经大量出土的象牙、金器以及各类造型诡谲的青铜器物，在同期的中原地区都极为罕见，据此，有不少人认为三星堆文化是“西来户”甚至是外星人创造的。

其实这是对三星堆文化的误解。著名考古专家许宏教授曾说过：“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

事实上，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陶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都宝墩文化中均能找到出处，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经铅同位素比值测定，发现所用铜矿与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特别是出土的青铜尊、罍都是殷商典型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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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三星堆发现的大量在中原地区罕见的金器，则是因为蜀地地处“蜀身毒道”的外贸前言，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致。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并不鲜见，比如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墓中就发现了大量中原罕见的金器，带有明显的草原风格，原因就是汉文帝母子曾长期生活在与草原接壤的代国。

三星堆8个器物坑的出土文物基本为破碎残损状态，很多器物在掩埋前，还经受过了击打和焚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迷之操作呢？有人推测三星堆8个器物坑是三星堆被灭国后“入侵”者故意破坏的产物，并非三星堆人的祭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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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推测并不符合考古发现的实际。三星堆8个器物坑象牙层和青铜器层排列呈现一定规律，并非是破坏后的随意丢弃掩埋。何况，三星堆遗址中没有发现暴力和军事战争痕迹。

实际上，三星堆人对于这些国宝器物的处理方式，同样没有超出已有的认知范畴，《尔雅·释天》曾有记载：“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风曰磔”，无论是烧、砸还是掩埋，都符合当时的祭祀仪式。

不过，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去观察三星堆，就会发现几个诡异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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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巧合：上文已述，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一致，测年范围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这个时间框架恰恰是商朝灭亡时间。

或许有朋友会问，商朝灭亡时间不是在公元前1046年吗，怎么会跟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高度吻合？

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就明确提到，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武王克商年的结论共有44种，大体分为长年、中年、短年三类，分别是：公元前1127年—前1070年，公元前1070年—前1030年，公元前1030年—前1018年。而断代工程专家组之所以把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是因为这个年份是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因而定为首选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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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把三星堆祭祀坑埋葬时间区间（前1131年—前1012年）和商朝灭亡时间（前1127—前1018年）年区间看做两条正态曲线的话，会惊奇的发现两者高度一致。

第二个巧合：在三星堆文化分布区内，除了已经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外，其他地点极少发现青铜器，这也就意味着三星堆人是在商朝灭亡这个时间节点上，将历年来积累的所有国宝财富都埋入了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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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的蜀地存在浓郁的祭祀习俗的话，那么三星堆人在文明存续的500年时间里都没有举行祭祀，为何却恰恰在殷商灭亡这个时间节点上，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并一次性将象牙、青铜器、权杖全部打碎焚烧掩埋？

第三个巧合：成都平原经历了宝墩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当于夏商时期）、十二桥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发展阶段，其中三星堆之前的宝墩文化和之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都分布着星罗棋布的城邑和聚落，唯独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没有看到二级、三级的多层次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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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三星堆文化之后，成都平原的祭祀性遗存全部消失，甚至连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信仰都未传承下来。三星堆文化犹如一个楔子一样，插在了成都平原的两大考古学文化之间，打乱了原本的发展脉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异的现象呢？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教授就大胆设想“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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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出版的《三星堆文化》一书也认为，“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为四川盆地内的土著居民。”而考古发现也显示，正是在三星堆文化二期时，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因素出现在了成都平原。

此后，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三星堆出土文化愈发证实了上述猜想。

三星堆出土了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形制上还有改进和发展，出现了铜牙璋和牙璋形金箔。要知道，在夏朝灭亡后，牙璋都进入了衰落期，在整个商文化圈内，牙璋都被改造成了其他器物使用，唯独在三星堆，牙璋成为了祭祀重器，与商文化圈以鼎为重器的做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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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的大数据统计发现，祭祀坑中出土人像由辫发和笄发两个社群组成，二者比例为8:2，即辫发者占大多数。但在所有表现宗教仪式场所的组合铜像中，却全都是笄发。

这说明，笄发者虽然是少数群体，但却垄断着宗教祭祀领域，在青铜器象征国力和财富的时代，笄发者垄断了三星堆几乎全部的上层资源，故而可以从容地将如此大规模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贵重国宝用于宗教活动，甚至连象征世俗权力的权杖都能被埋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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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也佐证了三星堆文化是由外来群体和本地土著群体共同创造的猜想，而这个外来群体，正是被商朝驱赶的夏人。

殷墟甲骨文中，屡屡出现“伐蜀”、“至蜀”等字样，虽然甲骨文中关于“蜀”字有20多种写法，但共通的地方是都有一个“目”字，描绘的恰恰是三星堆独具特色的纵目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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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王伐纣时，“蜀”还加入了伐纣联盟。就在商朝灭亡后，三星堆人（蜀人）不仅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埋掉了几乎所有的国宝重器，而且还举族迁徙。

虽然我们不知道在商朝灭亡后，三星堆人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又为何迁徙，但也恰恰是在商朝灭亡以后，三星堆浓郁的祭祀文化突然消失，随后在西周初年出现的弓魚国，虽然出土了跟三星堆金杖上的“鱼凫形”纹饰相同的器物，但此时的弓魚国早已演变成了彻底的世俗权力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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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由夏遗民和蜀地居民共同建立的三星堆文明，在完成了伐纣大业后，掌管神权的笄发群体退出了统治阶层，统治社会的不再是神权，而是世俗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在祭祀坑中埋葬掉几乎所有的国宝重器，似乎是笄发群体在向祖先进行最终告慰。